王星

            “技能”作为凝聚于劳动者个体本身的一种专业能力，天然具有产权私有性，同时还带有强烈的社会公共品色彩：既是劳动者谋生的工具，也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既是劳动者社会地位获得的载体，也是国家竞争优势达成的核心要素之一。技能形成既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选择，也是社会融入的一种努力。可以说，技能形成政策既是一种经济政策，也是一种社会政策，而且是一种发展型社会政策。
           “技能”是一个很具理论延展性且学科跨度比较大的议题。在经济学视野里，技能属于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技能形成属于企业组织或者社会个体的一种投资策略。不过，随着人力资本理论判断在经济学界取得基本共识后，技能议题慢慢淡出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逐渐细分至人力资源管理范畴。社会学理论通常将技能界定为一种劳动能力，并将其置于劳动关系结构中来分析。劳动者通过专业技能建构起劳动过程的壁垒，以此作为与资本谈判斗争的筹码，并通过技术工人组织进一步强化生产过程的控制权。然而，随着福特主义和泰勒制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广泛推行，劳动的去技能化成为社会学尤其是劳动过程理论的一个共识性判断。在此背景下，技能议题在社会学尤其是劳工社会学理论框架中也逐渐被边缘化。另外，随着劳动分工深化推动了技能形成的社会化，使之逐渐成为职业学校负责的专门活动。在职业教育理论框架中，技能是劳动者经过系统学习和培训后的产物，技能形成体系是个体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通过练习而形成的智力动作方式和肢体动作方式的复杂系统。与技能形成相关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师队伍、教材体系等是教育学所讨论的主要话题。但遗憾的是，在教育学理论框架中，关于技能和技能形成的讨论更多是在微观层面展开的，与技能形成密切相关的制度基础、产业结构及社会环境等议题并没有进入分析的视野。
            近年来，随着技术进步、新业态兴起所引发的巨大社会经济结构变迁，技能议题重新进入学界的分析视野中，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机器换人”“产业数字化对技能形成的影响”“技能强国”等议题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客观而言，尽管国内学界在技能人才、技能地位获得、技能形成及技能型社会等方面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拓展空间依然很大，其中可能存在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技能”议题虽然延展性和学科跨度大，但从研究操作化层面来说，作为一种默会知识的技能往往面临着操作化困境：一方面，在经验调查田野中，技能往往嵌入在技术黑箱之中，社会科学研究者进入难度大；另一方面，技能的研究测量通常操作化为各类技能证书，这对技能认证制度的公信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通常需要将研究视野拓展到“技能”议题之外的领域，这无疑增加了研究难度。二是如何将技能与技能形成议题从劳动者个体知识经验获得拓展至组织行为层面，进而将微观的技能形成行为与国家技能形成体系之间的关系在学理上勾连起来，这中间依然需要诸多的概念建构和理论创新。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倡导对技能、技能形成及技能型社会等议题进行跨学科的对话分析，这样才能更深入地展开学术研究，推进和深化技能相关议题的理论积累。当前，学术界从不同理论视角探讨中国技能型社会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现实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技能型社会的研究范畴，促进技能型社会研究的学术积累。
                                                                                                                                                                                               （王星，博士，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